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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忆浦江(辛德勇)

 

追忆浦江

 

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,有同学、同事、友人离世而去,不一定太过哀伤。因为已经到了相继走向归宿的时候。浦江兄到底还是先一步走了,心却很痛,很痛。

学术生涯是清寂的。长年累月,走在这条路上,既需要有探索的情趣,也需要学者之间的相互印可。到北京工作以后,从浦江那里,我得到了最多这样的激励。

我刚做《中国史研究》的主编不久,召集过一次在京学者座谈会,请大家帮助出主意,办好刊物。浦江在与会者中年资最轻,发言却最为犀利,率先当面厉声斥责主编失职,所刊发稿件,竟有人使用了晚出的伪书,而把握不住史料,就不可能办好刊物。当时就有朋友小声对我说,浦江太狂傲失礼。我却很高兴,因为浦江指出的失误,正是我想竭力避免的,而且我也常常这样讲话。浦江直言不讳的批评,警示我工作要更加仔细,要更努力学习相关知识,而我从中感受到难得的真挚。

浦江对人、对学术的真诚,常常体现在认真对待他人学术见解这一点上。固执,是浦江性格中另一项突出的特征。对待与自己不同的看法,有一些学者采取的态度是不屑一顾,一概不予理睬,“知名”学者尤甚。浦江虽然会很坚持自己的观点,但却一向仔细审视歧异的说法或是反对意见。我很赞赏浦江这一点。

在纪念邓广铭先生百年诞辰的学术会上,组织者安排我为浦江的契丹地理之图考略》等四篇文章做评议。我查阅相关资料,总共写了8,000多字的评议意见,其中评议浦江文章的篇幅,占一半以上(附上当时的原稿,以见我们是怎样的诤友)。虽然正式发表时并没有吸收我的意见,但他理解我的憨直,不为怪罪,要去底稿,做了认真的思考。浦江就是浦江,有他自己的道理。换了我,没准儿也会这样。

浦江的坚持,是因为别人没有足够强硬的论据能够说服他。我研究阜昌石刻《禹�E图》,指出内藤湖南先生因没有看懂《新唐书》句读而错误地把贾耽的《海内华夷图》理解成为双色套印地图,并将其视作后世朱墨对照古今地理图的鼻祖。浦江初读,以为奇谈怪论,当众责问我说,以内藤湖南先生学养之深,岂能不辨这样简单的句读?待仔细审辨之后,则又恳切认同拙见,赞许我的文章论证广博深入,诚属难得。

我从社科院历史所转入北大历史系工作,签订的合同,是担任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两个学科的“带头人”(这种名堂当然十分荒唐)。浦江当时是系副主任,负责教学。我请示浦江开什么课好,他不假思索地说,先开版本目录学。我知道浦江以《四库全书》为中心,对目录学花过很大功夫,本来他可以自己来讲相关史料学的课程,却不挟任何私心,把这样重要的基础课来让我上,着实很受感动。

浦江患病住院后,我去看望过他两次。病房闲谈间我提到,最近着手整理历史系收藏的晚清珍稀史料,其中有一部分是用满文书写,要是能够像他研治契丹文字一样学懂满文就好了。可惜我无此能力,只好特地招收一名学生。浦江很诚恳地说,他和现在很多学者一样,只能在很小领域内做一名专家,做不到像我那样在古代史诸多方面和清朝学者对话。浦江对我的印象,当然只是对朋友的期望,并不符合实际,而对他自己学术局限的认识(这更多地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历史烙印,在我身上,更深、更重),却发自内心,坦诚而自然,如鉴中清水。

浦江走了,但留给我的理解,留给我的鼓励,仍时时温暖我的心,让我对学术付出更多一分努力,做出更多一分坚持。

2015223日记